“北京市民婚姻行为调研报告：离结率高达3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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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近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学专家唐灿发布的《北京市民结婚行为》调查报告中获悉，2002年北京市结婚对数为75530对，离婚对数共计27691对，离婚率达到36.66%，也就是说， 北京市民的离婚率为什么上升，居全国首位？ 有可能影响离婚率的理由吗？ 这些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我们将唐灿老师的调查报告出版如下。 浏览后，你可能对现代社会的婚姻问题有更深入的思考
作者:唐灿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近年来北京市城乡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行为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以前流传下来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受到更加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的冲击，结婚率的降低、离婚率的上升、非婚性关系多样性的存在降低了婚姻制度的重要性。

近年来，北京市初婚人口比例呈逐年减少趋势。 2000年北京市初婚人口136500人，占当年户籍人口12.33‰，2001年初结婚人口133259人，占户籍人口11.87‰，2002年初结婚人口126371人，所占比例11.12‰ 另外，初婚年龄也有逐渐推迟的趋势，晚婚的比例逐年增大。

往年北京市不同初婚年龄段的人口占结婚人口的比例

北京市城市生活人口的晚婚率1990年超过80%，近10余年来也逐年增加，到2001年已接近90%。 农村生活人口晚婚率在近十余年来更是大幅增加，特别是男性的晚婚比例超过了两倍。 但从总体上看，城市生活人口的晚婚率大于农村，城市男性和女性的晚婚率分别比农村高近40人和近30个百分点。 无论城乡，女性晚婚的比例都比男性高，农村女性晚婚的比例比男性高10个百分点以上。

离婚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离婚率持续上升，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底，中国离婚率达到1.8‰，离婚水平超过邻国日本和韩国，与新加坡同属亚洲离婚率高的国家。 (张汉湘，2002 )

关于离婚率有两种计算方法。 一是统计部门常用的粗离婚率，一定期间内离婚人口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由于离婚手续需要到户籍所在地办理，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本文在北京市和其他省市的粗离婚率的计算中使用了以户籍人口为基数的计算方法。 另一种计算方法叫做离结率，是一段时间内离婚对数与结婚对数的比。 无论如何，北京市的离婚率与国内其他省市相比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根据2002年的统计数据，北京市的粗离婚率位居全国第一，超过了一直维持着高离婚率的另一大城市上海。

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四省市2002年离婚情况

按离婚率计算，2002年北京市结婚对数为75530对，离婚对数为27691对，离婚率达到36.66%。 也就是说，这一年平均不到3对的夫妇结婚，就意味着一对夫妇离婚。 同年，上海市离结率为33.55%； 天津市离结率为23.30%； 广东的是10.52%。 这里关于离婚率的数据，日前有媒体误解为，2002年北京市离婚人口38756对，当年粗离婚率6.82‰，离婚率50.90%。 这个数据不准确。其错误在于，其中不正确包含当时法院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判决不离的部分，除这部分数字外，本人2002年北京市实际离婚情况的研究数据应以正文为准。 在此发表特别声明加以修改。 ）

统计数据显示，与其他大城市和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北京市民的离婚行为还有另一个突出优势。 由法院离婚的婚姻比例很高，远远高于民政部门处理的离婚数量。 从北京市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来看，在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中，离婚案件在无可争议的数量上始终居第一位。 北京人为什么比其他省市的人更喜欢在法院离婚？ 对此缺乏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法院对离婚的选择不断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北京市民的离婚行为更具有对抗性和冲突性。 事实表明，由于通过法院比通过民政部门手续简单、时间更快、当事人隐私更受保护的特点，相当多的离婚人士倾向于通过法院办理离婚手续。

北京市的离婚率为什么上升，以及居全国第一位，也同样没有得到更专业的研究证明。 但是，有两个可能影响离婚率的理由:第一，持续下降的结婚率和上升的离婚人口，会导致离婚率的迅速上升。 也就是说，除了离婚人口增加外，结婚人口的减少同样会影响离婚率的上升。 第二，根据一点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我国的离婚率呈u形分布。 也就是说，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和文盲半文盲人口的离婚率都很高，中等文化水平人口的离婚率比较低。 另外，城乡之间离婚率也分布不均匀，城市女性离婚概率比农村女性高58%左右，我国建国后出现的离婚率变化，城市增长通常高于农村，如1979年至1989年的10年间，上海和北京的离婚率分别为 对(叶文振、林擎国、1998 )离婚率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城市化和经济快速发展水平高、家庭规模小、总负担系数低的省和少数民族自治区离婚率普遍较高。 (徐安琪，2000 )这些研究将有助于理解北京这样的经济比较发达、高文化人口密集、家庭小型化的大城市离婚率增高的现象。

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离婚率高低实际上与其制度是否优越、社会是否稳定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十年内乱期间的离婚率极低，但当时的社会稳定状况并不比离婚率高的企业的今天好。 在中国，即使是稍微贫困的省份离婚率也很低，不能认为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比京沪这样离婚率高的城市优越。 低质量稳定的婚姻不是社会文明的体现，对幸福和谐夫妻生活的追求是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传下来的、从封闭到开放的进步标志之一。

但不可否认，离婚率的增加，如费孝通所说，挑战了婚姻制度特有的双系育儿功能，即一男一女以合法生育、约定永远共存的方式养育孩子(费孝通，1998 )。 这种行为的增加改变了社会学家最适合养育孩子的制度环境。 许多单亲家庭的出现，带来了单亲家庭的贫困化、单亲家庭孩子的心理健康、再婚家庭的和谐等许多社会问题。

再婚的北京市的再婚率近年来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有小幅增长。 1998年至2002年5年间，再婚率上升0.9‰，分别为2.06‰、2.11‰、2.04‰、2.12‰、2.17‰，再婚人口从2.2万人以上到2.4万人 根据2002年全国统计数据，北京市再婚人口24689人，再婚率高于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居全国第一位。 那一年北京市再婚人口为那一年结婚人口的16.21%，占那一年离婚人口的31.82%。 数字表明，虽然略有死亡的婚姻破裂，但另一个新的再婚家庭正在培育和组合，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走向更高水平的稳定。

多样性的性关系模式婚姻起源于氏族群居时代，人类确立了最初的禁止性关系的规则，规范了性行为。 所以结婚从一开始就具有约束和规范人们性行为的功能。 在现代社会一夫一妻的背景下，婚姻已成为更有保障的关系合法性和排他性的制度形式。 但近年来，由于非婚性关系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对婚姻两性关系的约束力下降，更多的性行为不再依赖婚姻的形式，或逃避这种形式的制约。 婚前同居、婚外性行为、重婚、同性恋等是这些非婚性关系的表现形式。

计划生育专家表示，随着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性观念的急剧变化，非婚同居、非法结婚、非婚生育等人数直线增加。 (张汉湘，2002 )人们相信婚前性行为和婚前同居已经成为现代青年(甚至有点大人)中比较普遍的行为。 《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19日发表的大学生健康教育调查报告显示，10.6%的男大学生和5.6%的女大学生承认与他人有婚前性行为，45.5%的男性和26.6%的女性认为未婚同居适合社会交流生活习惯。 在影响这一观点的诸多因素中，学习成绩的优劣、父母的关注程度与大学生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呈负相关。 此外，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2003年在北京的调查显示，31.1%的被调查者对婚前性行为持肯定态度。 2001年的《中国首都快速发展报告》显示，只有37.8%的年轻人反对婚前同居。 很多人承认“只要有恋爱的前提，就没有必要反对婚前性行为”，年龄越小赞成的比例越高，20岁以下的年龄比30岁以上的年龄赞成的比例高16个百分点。 北京市老委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财产分割等障碍，同居除再婚外，独居老年人较为普遍。 (《北京娱乐信报》2003.8.13 )

国外社会学家认为，非婚同居是近几十年来引起家庭生活最深刻变化的行为。 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和之后的社会中，同居现象大幅增加。 在美国，金西时代只有下层社会的人同居，现在各阶层的人同居的人很多。 根据1990年的调查，在美国40%到50%的女青年在30岁之前有过同居经历。 在瑞典，90%的成年人有同居的经历。 99%的已婚人士在结婚前同居。 国内一些社会学家指出，对于日益增加的同居关系，立法者的态度大致有两种。 一是为了势利导，以当事人可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为基准制定法律，比如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设立家庭伴侣关系法的做法。 另一个是出于某种道德上的理由，将非婚同居轻视为“非法同居”进行取缔。 (参见李银河，《北京娱乐信报》2003.7.16 )中国江苏省也于2003年在《暂住人口管理条例》中取消了原有的“禁止无结婚说明的男女混合”条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无论是“一夜情”还是非结婚同居，婚前和婚外性行为引起的社会问题都很明显。 专家认为，非婚同居的普遍化将带来青少年性早熟、未婚先孕增加、人工流产居高不下等一系列负面社会问题。 根据(张汉湘，2002 )国家卫生部门和国家计划生育部门的统计，我国人工流产总数日益减少，但未婚流产的数量反而没有增加，近年来应该接近500万例。 另外，考虑到在非正规医疗机构手术的统计困难，现实情况应该比这严重得多。 另一学者调查显示，城市未婚青年与异性亲密度高，50%以上可能发生性关系，首次性行为未采取避孕措施的也有50%以上。 (转载自《北京青年报》2001、7、11 ) 2001年，北大医院妇女保健研究中心发表了北京三级医院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有4成为未婚者的调查结果。 年龄多为18岁至24岁，也有人接受这次调查时已经是“二进宫”。 (《北京晨报》2001.3.12 )有报道称，城市未婚怀孕趋于低龄化，有婚前性行为的年轻人大多缺乏健康的避孕知识。 专家表示，非婚性行为带来的负面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未婚怀孕和人工流产，虽然缺乏统计，但未婚生子必须是一定的数量。 更为严重的是，不负责任的性交流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最主要渠道之一，非婚性行为的迅速发展有可能增加艾滋病感染的概率，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除了两性关系之外，非婚姻的多样性关系模式还包括同性恋，这是不可避免的绝对人口众多的群体。 我们不知道北京市同性恋群体的数量，但我们知道他们有自己的互联网空之间，甚至现实的社会联系、群体活动和生活习惯。 10年前这种性关系模式被认为是心理异常而病态的，但今天同性恋者往往被理解为无害和对个人生活习惯的自由选择，这个群体的社会呼声越来越大，得到的社会包容也越来越多。 据性社会学家估计，国外同性恋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4%，通常根据文化、国家、信仰等不作区分。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婚姻在成人两性关系中所占的垄断地位将大大削弱。 北京市民的婚姻行为和婚姻制度的现状证实了这一评价。 在外来文化从城镇和乡村传入的过程中，以前传入的主义、功能主义地位被蚕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观念逐渐普及，以前传入的恋爱观分裂，婚姻功能减弱，单身、不孕、离婚、非同居、未婚先孕、同性恋等 总体而言，在婚姻和性行为规范方面，高度约束性的历来重视道德、个性和个人自由的享乐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是当今北京市民婚姻和性行为的重要优势。

参考文献:

张汉湘:《城市生活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问题与对策》，《中国计划生育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计划生育年鉴》，2002年

叶文振、林引擎国:《当代中国离婚情况及原因分析》，《人口与经济》1998年第3期

徐琪:《离婚，有什么罪》，《中国法制报》2002.10.12

阿尔特·富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

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