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真正的“余震”来自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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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大地震上映后，立刻引起了全国观众的注目。 几乎无人能触及的沉重主题素材、圈子里票房保证最高的冯小刚导演、被誉为“泪如泉涌”的唐山首映……所有这些因素，都像磁铁一样将人们吸引到电影院，一起感受《23秒，32年》的冲击。

电影原典《余震》的作者张榊也刚看完电影，她也感受到了“震撼力”。 张榊告诉记者，选择冯小刚进行监督确实是正确的决定。 作为这个震撼的始作俑者，张榊没有去过唐山，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

张榊和严歌苓、虹影一起被称为海外女作家的“三驾马车”。 其中张榊是最有名的，但近两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仅2009年一年，她就获得了中国首届华侨文学奖评委会特别奖、《现代》年度五佳长篇小说奖、《中华读书报》年度小说家奖以及华语文学媒体奖的《年度小说家奖》等。 随着《唐山大地震》的上映，张榊的知名度更是迅速提高。 20日，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在加拿大自己家里的张榊。 她对记者说，对作家来说，写作是回家乡的重要途径。

哪个地震孤儿的“后”被过滤了

记者:既没有去过唐山，也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的你为什么写这样的小说？

张榊:我记得2006年7月底那天，在北京机场等着去多伦多的航班。 飞机因为大雨多次晚点，在无聊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机场的书店。 那天很拥挤，冥冥之中仿佛一只手轻轻搅动了人流，看了一眼放在高处的灰色封面书——《唐山大地震亲历记》，想起了那天是唐山地震30周年的纪念日。 1976年的唐山离我的家乡温州很远。 但是，那一天，在北京机场，那本书两次抹去了三十年的时间和几千公里的距离，将一点往事直戳我眼前。 我中枪后感到疼痛。 疼痛一般是我写灵感卖萌的前兆。

回到多伦多后，我用所有的资源，收集了包括钱钢在内的《唐山大地震》、张庆洲的《唐山警告录》以及关于那场大灾难的资料。 在这个过程中，一群有点“震灾孤儿”的孩子们吸引了我的目光。 什么样的孩子以后，只概括成一点简单的句子。 “……成为某公司的技术骨干”“……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某大学”“……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但是，我偏偏没有接受这样肤浅的安慰。 我顽固地认为，关于地震后的“后”，一定有在岁月和人们善良的愿望中被过滤掉的东西。 我的灵感来源于休息脚的石头——孩子，他们没有流出的眼泪，和未经深入研究的东西。 五六周后，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创作。

记者:很少有文艺作品关注地震孤儿。

张榊:《余震》和华谊签约后不久，四川汶川发生了天崩地裂的特大地震。 那个时候多伦多的电视节目几乎每天都有心碎的画面，我和朋友们都有轻度的抑郁症。 另外，一群震灾孤儿被暴露在聚光灯下，幸运的是，这次的“咨询”话题被很多人谈论。 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灾害给建筑物和地形带来的破坏和变化最终会慢慢平息。 天灾在孩子们心中擦去的血，在时间严密的包裹下，可能会悄悄地渗透得更长、更长。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余震”。 冯小刚能操纵各种主题的素材

记者:你和《余震》是怎么和冯小刚结缘的？

张榊:《余震》问世后，以数字闻名的电影人不约而同地展现了将其改编成电影的乐趣。 冯小刚去多伦多做《夜宴》的后期制作我们认识了，但那时我还没有写《余震》。 他其实也不知道地震，当时唐山市政府说要他付钱给他拍一张。 之后，他用“人民文学”看了我的小说很感动，想拍这个故事。 那个时候，这本小说已经被年轻导演卖了。 他一直没有拍，但爽快地答应买版权，卖给了冯小刚。 这部小说电视剧的版权也卖给了华谊。

记者:你看过冯小刚以前的作品吗？ 国内导演在关注谁？

张榊:冯导的作品，我大部分都看过。 此前的贺岁片成功营造了放松的幽默感，但他的《天下无贼》开始出现了一些以前轻喜剧中没有的东西，笑了之后感觉有点沉重。 《集结号》让我意识到了他操纵大场面正剧的能力——这两部是最震撼我的冯氏电影。 我被他操纵各类主题素材的多样性所折服，他是中国现在的几位，是具备视觉艺术和文案艺术基础的导演之一。 国内导演还关注张艺谋、陈凯歌、陆川、姜文、贾樟柯等作品。

记者:我曾说过“小说描述疼痛，电影描述温暖”，电影的“温暖”是出于国内舆论环境和审查制度的需要而故意制造的吗？ 这样的改编会因为“温暖”而打折扣吗？

张榊:小说和电影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 小说侧重文案叙述，电影依托画面与对话铺垫。 小说家和编剧/导演是两种商家，用两种视角来表达同一个故事在电影原作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小说和电影都与创痛和治愈有关，但小说和电影有不同的重点，小说侧重于修复中的位置，电影侧重于修复本身。 一部电影不可能兼顾所有的水平。 否则，它将是一部一应俱全，但不伦不类的作品。 我相信冯导和主创早就决定了电影的基调——温暖。 这部电影完成后实现了主创预先设定的目标，这就是成功。 不觉得自己脸红了，总是处于缘分的状态

记者:能简单谈谈你的创作经历吗？ 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开始写？

张榊:我的文学梦想不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清晰，而是从小就很清楚长大后会成为作家。 只是那时不知道，理想和现实中间的间隔，竟然是30年。 因为首先是“文革”的政治氛围，之后需要稳定的写作环境。 1998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望月》发表的时候，是我不再困惑的一年。 我知道写作是很难的事。 特别是在衣食困难的环境中。 1986年离开北京去加拿大留学。 出国十年前，我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花在了巩固自身的努力上。 个人认为精神最终会被物质所左右。 作家面临的两大陷阱是贫困和过于富裕。 太穷的话，写自己不想写的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过于丰富，就会失去人对事物的敏锐关怀，感觉变得迟钝，有可能失去写作的初衷和锐气。 所以，当我成为了专业的听力恢复师，不再需要为了物质生活而分心的时候，我决定开始我的创作生活。 我似乎失去了生命中最精华的十年，但由于这十年的沉寂，作为新移民对突变环境的肤浅刺激，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沉淀。 即使相隔12年的距离来看，《望月》也不是青涩的处女作。

记者:在国外的生活，对你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榊:海外生活首先意味着地理概念上的距离。 地理距离还会产生其他意义上的距离。 是指多个东西。 距离首先意味着理性的重新审视空之间，距离稍微过滤掉了过于接近带来的不安，距离稍微模糊了一些，拥有了整体感。 但是，距离意味着与今天的中国社会失去了最生动最踏实的接触。 国外的生活经验意味着作家必须经常在距离产生的特征和缺陷中挣扎。 也许这就是我文章中个性化的东西。

记者:你和严歌苓是近年来非常受关注的作家。 可以说是从海外红色回到了国内，你弄清楚“墙外开花墙内香”的原因吗？

张:我从没想过自己是“红色”作家。 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在海里。 我感觉总是在边缘。 但是，这种状态对于有一点创作野心，渴望和平自由的创作空之间的人来说，可能不是什么不好的状态。

记者:《望月》、《交错的彼岸》、《邮购新娘》等作品被文学圈所认知，去年获得华语媒体文学大奖“年度小说家”被一般文学爱好者所认知，《余震》被电影《唐山大地震》被普通民众所认知。 知名度的提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榊:唯一的不同是，现在我的作品发表渠道比以前顺畅，版税收入比以前有了一些改善。 写作是回家乡的重要途径

记者:《余震》的改编相当成功，《金山》也被张黎买下了，今后你会考虑电影改编的必要性吗？

张榊:不。 还是用最真实、最无污染的方法，尝试在作品中找回自己内心的感动。

记者:严歌苓总是自己操刀写剧本，但你从没参加过编剧。 为什么？

张:也许，接下来，我试着改编我的作品。

记者:你要写《金山》百年历史的详情，从按钮、肥皂、枪到广东开平人的方言、起居、生活习惯都有根据。 为什么要选择这么累的写法呢？

张榊:这本书与现代都市小说的写作方式大不相同，它所涵盖的故事发生在巨大的历史框架中，而且与其相关的所有细节都不能从现代生活中轻易找到根据。 我总是认为好的细节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小说，但好的小说绝对离不开好的细节。 无法说服当地采用根基薄弱的细节。

记者:您的前三部作品以江南为背景，是出于您在异国他乡的思乡之情吗？

张榊: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雷克雷齐奥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离开或流浪，都是回家的形式。” 他正在讨论漂流与文学的关系越来越引人注目的话题。 一个人对故乡和母语的记忆，是时空也无法剥离的永久联系。 对作家来说，写作是回乡的重要途径。